防止“心病”引发二次灾难,心理抗疫进入主战场

话说公考

2020-04-17 18:44

防止“心病”引发二次灾难,心理抗疫进入主战场

话说公考2020-04-17 18:44

“当所有潮水过去,会露出礁石。”

这些“礁石”,可能是一个个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,被击倒的个体和家庭,是横亘在人类历史上的触目伤口。

这并非危言耸听。19年前的“9·11”恐怖袭击事件,造成部分美国民众的安全感被严重削弱,至今余波未平;16年前的“别斯兰人质事件”给当地及周边国家民众带来巨大恐惧,甚至改变了地缘政治、全球反恐形势的走向;与传染病有关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在历史和现实中,上演着医学版的“霍布斯式噩梦”。

比如,14世纪肆虐欧洲的鼠疫在音乐、美术、群体意识形态上都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印记,“鸟嘴”形象的防疫医生画像、意大利名著《十日谈》、英国古老童谣《玫瑰花环》就是例证。

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,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“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的全球卫生危机”。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传播速度最快、感染范围最广、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中国人民众志成城,付出巨大代价,才换来“疫情基本得到控制”的局面。

“潮水”正在退去,但心理“抗疫”刚刚进入主战场。2008年汶川地震后,大型灾害的公共危机心理干预首次进入国人视野,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灾后心理援助“元年”。12年过去了,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得怎么样了?此次是否能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?

创伤后应激障碍、隔离带来的负面情绪、社会警戒心理升高、对病患的污名化……“礁石”不分国别,却生长在不同文化、不同国情的土壤里。这提醒我们,要重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,探索精准干预,树立全球思维。

助人者自助,自助者天助。这是古老的东方智慧对人生灾厄的开解。它与起源于近代西方的精神心理学不谋而合,只因人性相通。疫情发生以来,我国展示了高效、一流的医学救援能力。作为医学救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我们理应有自信和责任,以这次疫情为契机,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应急心理干预制度。

新战场:大疫后的群体心理危机

半月谈记者 屈婷 林苗苗 黎华玲 吴锺昊 邱冰清

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发生25年后,心理疾患仍困扰着诸多事故幸存者,如抑郁、焦虑、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、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等。

大量调研数据显示,突发公共灾难事件后受灾人群中PTSD的发病率可达33.3%,抑郁症的发病率可达25%。

防止“心病”引发二次灾难

有时候,承认我们的“心”出了问题,依然是一件不知从何说起的事。

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,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心理专家组组长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罗庆华印象最深的,是当地一所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心理评估。结果显示,50%的医患有焦虑、抑郁的症状,73%的人出现躯体不适。尽管支援队留下了联系方式,但很少接到求助电话。

2020年2月2日,心理援助的国家队抵达武汉。摆在一行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:方舱医院内的心理援助。

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、第11批江苏援武汉医疗队队长李箕君为半月谈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:一位刚从方舱出院到隔离点的女患者,与工作人员、病友剑拔弩张,矛盾不断。调查得知,女患者因为父亲染病离世、母亲仍未出院,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前来开导她的工作人员虽然接受过心理援助的培训,但常常听了几句就惯性开导,周围的病友言语中也夹带着“怎么就你过不去”的质疑,一再引爆她的情绪。

“大灾面前,很多人会因为丧失安全感,像一个张开的刺猬。”李箕君说,如果我们总是去拔“刺”,就会产生恶性循环。由于历史、文化因素所致,人们习惯把心理卫生和思想教育等同起来,要么把“心病”不当病,或污名化为“精神病”,导致整个社会不太重视心理因素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,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比较缓慢。

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常委兼副秘书长杨发辉说,很多人并不了解心理危机干预在灾难救助中的深远意义,存在诸多错误认知。比如,认为时间、物质帮助和金钱赔偿能冲淡一切;认为只要有爱心、耐心,就能做好心理危机干预;认为心理危机干预是灾难发生后“打补丁”,不需要全程参与等。

事实上,灾难中的心理应对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,进行心理干预意义重大。根据流行病心理学研究,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,也会像躯体疾病一样,在人群中迅速传播,从而对集体和个人产生重大影响。相关专业人员长期、全程的干预,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心理创伤的影响。

必须认识到,心理危机干预既不是“打鸡血”,也不是“忘忧草”。它更像是一根“拐杖”,支撑人们在灾难中走出情绪、行为、认知的困境,增强自愈力,形成心理“免疫”。

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黄薛冰说,从此次疫情国家动员心理干预的力量和广度上来看,社区、高校、企事业单位、互联网平台和民间组织等都发挥着“最小细胞”的作用,硬件构架上不可谓不强。但由于未明确心理危机干预的观点和组织体系,一些实施者和接受者的获得感都不够强。“归根结底还是意识上的问题。”

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是刚需

从方舱医院连夜开工起,心理援助国家队就开展了调研走访,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隐患和问题。尽管队伍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心理干预专家,但这次挑战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可循,唯有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方舱医院内,李箕君带领心理小组与患者沟通交流,稳定情绪,进行放松训练

这正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心理危机干预的困难之处。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说,虽然心理危机干预有公共流程,但具体到每一次事件,都面临不同的挑战。

心理援助服务是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?效果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。

方舱医院心理援助专家指导组副组长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评估中心主任石川清楚地知道,离开方舱,并不代表一切心理问题都结束了。“我们前端的参与是帮人们尽可能良性适应这个过程,减少后期人们把不良心理问题固化的可能性。”

几乎所有的精神心理科专家都认可一点,灾难事件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在中国具有独特性,必须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、符合国人心理特点的路径。前提是,全社会都要正确认识心理健康和心理危机干预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后期,心理危机干预仍在继续拯救生命。

一场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究竟会造成多少人产生心理创伤?这个问题尚无答案,只能靠估算。调查显示,汶川地震6个月以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约为9.7%,SARS发生两年后有10%左右的受灾人群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。世卫组织调查显示,大型灾难发生一年内,灾区超过20%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,需要长期心理干预。

3月10日,在江夏方舱医院,医护人员教即将出舱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练习八段锦 才扬/摄

杨发辉说,我国人口基数大,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危机涉及人群数量可能非常庞大。但究竟多少比例,需要什么程度与形式的心理干预,还要科学的调研实证支持。

摸底不清,力量分散,是横亘在心理抗疫前的一道关口。

高文斌认为,如同传染病直报系统能直观显示疫情进展情况,心理干预专家同样需要一个收集数据的权威渠道,才能做出正确判断。但现在心理调查、反馈的数据收集并不通畅,缺少一个社会信息调研系统平台。

“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,后方指导心理危机干预的专家,往往是不了解前方的具体诉求的。”黄薛冰认为,这导致相关心理干预指南原则性条款较多。心理危机干预作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部分,亟待完善。

中科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指出,心理危机干预缺少一个权威部门的组织领导,没有形成稳固的体系和工作机制,导致工作内容上归口不明,没有形成联动。

人才严重不足

灾后心理援助和日常心理咨询有很大不同。前者是系统工程:援助者需要从社会、家庭、个人层面采取不同措施,及时挖掘病人、堵住漏洞。这显然要求更综合的专业能力。

而现实是,心理卫生援助人才的培养需要长周期。

陆林说,目前看来,我们对心理救援工作和心理危机干预体系重视不足、投入不足,导致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,很多是兼职人员,其临床经验培训和相关知识储备较为有限,在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得心应手。

另一方面,选拔合格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的“蓄水池”长期干涸。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提供的数据,截至2018年底,我国精神科执业(助理)医师40435名,平均每10万人口2.9名;注册护士101282名,平均每10万人口7.3名。精神医护资源的可及性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
合格的临床心理治疗师、心理咨询师、社会工作者、职业康复师则更为短缺。由于缺少规范的管理体系,心理服务行业近年来虽然蓬勃发展,但从业门槛参差不齐、人员鱼龙混杂,加上缺少标准化的职业评价体系,人才专业化程度很难得到真正的提升。

据统计,我国平均每年有2亿以上人群会受到各种突发事件影响,但能直接提供的心理援助服务有限,供需缺口十分突出。

“虽然我们的心理援助资源不够,好在地理空间上有回旋余地,尚有互助可能性。”高文斌认为,心理学和医学一样,是一个大学科群,专业分得很细,并非“一通百通”。因此心理工作者要分层培养,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也要分层构建,既要有专家学者,也要有立足社区的社会工作者、教育工作者、宣传工作者等。

心理危机干预创新,离不开“集体情感支持”

一个戳心的细节是,中国人面对灾害倾向于抱团,却很少袒露真正的情绪,甚至连家人、朋友都很少触及。

中华女子学院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静接待过一个湖北的案例:女儿在家照顾妈妈6年,妈妈突然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,看着妈妈被车拉走火化,女儿突然情绪崩溃。“这时候她最需要的是集体情感的支持,比如社群组织的文化哀思、集体告别仪式等。”张静说,情感支持不仅来自家人、朋友,也可以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和政府。

中国式心理危机干预要重塑的,正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家、社会和个体三者的边界和责任。这需要跨越东西方文化的鸿沟,需要基于国情的本土创新,需要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。

汶川地震中,日本心理专家第一时间提醒中国同行,在震区进行心理救援要慎用西方普遍的“暴露疗法”。因为不够专业的话,暴露疗法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。在此次疫情重灾区武汉,很多一线心理援助专家都有意识地采取了集体疗法、善用传统文化元素处理创伤等手段。

专家表示,国外的心理干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。比如,“单位”这个组织在西方语境下是很难理解的,但在中国,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和人力资源部门等,天然就具有开展心理干预工作的基础。比如,方舱医院的心理干预堪称本土化模式创新的典型:医患一同在大喇叭、广场舞、太极操疏导下,成功熄灭了可能成为心理问题重灾区的“火药桶”。

疫情给中国按下了近3个月的“暂停键”,长时间的隔离已带来不少集体情绪的暗涌,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呼唤心理干预手段的本土创新。

杨发辉建议,心理危机干预应该像国家医疗救援队一样,以东西南北中为基础,建立5个心理危机干预的区域中心,并成立心理救援专业人员数据库。张静认为,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漫长过程,有必要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中设置心理援助专项预算,并支持发展“人工智能+”、大数据技术的本土心理援助模式。

应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心理危机应对体系?

陆林表示,首先,应尽快让心理危机干预体系“有法可依”,把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提升至国家层面,加强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心理培训。其次,构建常态化、规范化的精神心理分级救援体系,加快补上专业人才短板。开展国民防灾教育,编制科学、权威的心理危机干预手册,加强民众心理健康素养。

社区基层组织在此次疫情心理危机干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,证实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。立足基层、全民参与、多部门协作、上下联动,这或许是中国式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可依赖的路径。

(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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